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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岳军:那些年,那些律师制度改革
来源:中法网学校 作者: 时间:2016-8-24 16:28:41 点击:
  口述人简介:岳军,1967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司法部恢复初期调部机关,先后在公证律师司、公证司、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基层工作指导司工作,曾任处负责人、司负责人。她亲历了我国律师制度与公证制度重建和发展的过程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创设过程,是这些法律制度的拓荒人和见证人之一。
  口述时间:2016年5月31日
  口述地点:北京
  整理:周丽  艾禹  李铭

  随着1979年司法部开始恢复重建,在“文革”期间被摧毁殆尽的律师制度也开始逐步建立,并不断探索适合时代背景的发展模式。从律师队伍发展到律师执业机构创设等制度的探索与创新,无不体现着改革之初老一辈同志们的开拓进取、不畏艰难的时代精神。
  
  壮大律师队伍——从行政审批到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意味着律师制度建设迎来全新的时代。

  当时,如何发展律师队伍是摆在司法部面前非常严峻的问题。因为20多年前的“反右”运动将许多律师打成右派,直到“文革”结束,“律师”这个字眼都没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再次出现。经过浩劫,建国初期为数不多的律师所剩已是寥寥无几,而且大都已是暮年。为了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这些老律师陆陆续续回归律师队伍。另外,一部分部队转业军人经过法律培训后成为律师,法院和检察院的一些人员也自愿加入到律师行列,这些人员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律师。随着高考的恢复,一部分政法院校毕业生成为律师行业中的新生力量。尽管如此,我国律师人数还是极缺,迫切需要壮大律师队伍。

  最初,我们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授予律师资格。符合条件的律师资格申请者由省级司法厅审核、批准,司法部直属律师所申请者则是由公证律师司来做这项工作。各地司法厅批准以后,再报司法部备案。上世纪80年代的备案工作全部是人工操作:首先,我们把各地报来的律师备案表用大柜子装起来;然后,再建一些登记卡片并依次编号,每个省一本编号。若查找律师详细信息,需先翻卡片,再根据卡片上的编号找到相应的柜子编号。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我们很仔细认真地完成了这项繁琐的工作,内心充满着希望,每增加一张卡片都代表着律师行业注入了新力量。

  为了发展律师,我们绞尽脑汁。邹瑜部长曾提出要大力发展兼职律师。聘用兼职律师,主要面向政法院系毕业或原在司法机关工作现有工作单位的人员,若单位领导同意,经我们审核合格可以成为兼职律师。我提出兼职律师需要满足一年60个工作日从事律师工作作为审核的条件之一,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挂着律师名义而不做实事。尽管我们急需律师,但在兼职律师人选方面还是坚持一定的原则,比如人大常委会及其办事机构人员不可以做律师。人大常委会本身作为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其工作人员如担任律师有失公平公正。当时除了发展兼职律师,我们还发展特邀律师。聘用特邀律师主要面向司法口离退休人员。要求特邀律师在离退休后两年内,不可以在原单位管辖范围内出庭,以免影响司法公正。后来随着律师行业发展,专职律师队伍的扩大,特邀律师、兼职律师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仅保留政法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员可以申请、经过考核、行政审批担任兼职律师。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现国家司法考试的前身,始于1986年。

  第一次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员仅限于正在申请律师资格的专职或兼职律师工作人员,以及法学研究、教学人员中适合做律师工作的人员。最初律师资格和职务是走两条线,比如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后取得了律师资格,我们会将其律师资格保留5年,如果5年期限内到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他就正式成为律师,超过期限不予保留律师资格。第一次考试合格的律师大概有2万多人。1988年组织了第二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考试范围有明显放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均可参加。这两次考试为我国律师队伍输送了大量的法律人才。

  第一次律师资格考试极受重视。我们从全国选调一些资深律师,集中在酒店出题,出完题后将出题人统一送到一个地方封闭至考试结束。第二次考试没有从全国抽调律师出题,而是从公证律师司找人出题。考试结束后,我们开会总结,根据全国考试分数的情况,确定录取分数线。因为对于全国性的律师资格考试没有前路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如考场布置,考场规则,试卷的印刷并分发至全国各地等等都需要我们思索制定出方案,尽管不完善,但很多都可以谈得上是创举,这为现今成熟的全国司法考试奠定了根基。

  有了律师,随之考虑的是提高其职业素质和业务技能。律师培训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特别重视,举办过很多次培训。早在1980年,中央政法干校就举办过两期律师培训,以大课的形式全面讲授法律课程。1981年3月,我们举办了一期涉外律师培训,专门培训涉外律师人才,请当时卓有建树的人民大学、政法大学的老师来授课。另一种形式是选派律师到较为成熟的律师事务所实习,比如到深圳、珠海的律师事务所;选一部分律师到上海外贸学院去学习,再就是选派律师到国外进行交流。

  律师专业职务评定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律师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占国家行政编制,而专业职务与待遇直接挂钩,没有专业职务,待遇无从提升。律师专业职务评定没有先例,建立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多次写报告报批,并呈报至中央领导乔石、李鹏、田纪云、胡启立等,后他们予以批准签字,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1987年,我们在沈阳和上海进行职务评审试点工作,后来逐步发展到全国。律师专业职务评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激发行政编制律师的积极性有一定的作用和效果,但自从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产生后,律师专业职务就失去了意义。

  创设律师执业机构——从法律顾问处到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溯本寻源,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法律顾问处作出规定的是1954年7月司法部颁布的《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指定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和沈阳等大城市依照苏维埃模式试办“法律顾问处”,开展律师业务。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的工作机构依然延续1954年的规定为“法律顾问处”。1984年起,法律顾问处陆续更名为“律师事务所”。

  1984年,我代为起草了一个文件,内容是关于加强律师工作,采取多种办法增设法律服务机构的意见,这个意见经部里领导审核后批准。由于编制受限,所以该文件提出设立以特邀律师、兼职律师为执业人员的法律服务机构,为此司法部特别批准一些政法院校、法律研究机构可以设立面向社会的法律服务机构。如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第六律师事务所、首都经贸大学(原北京经济学院)成立了第九律师事务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第十律师事务所,而且还成立了以司法口离退休老干部为主的特邀律师事务所,如北京市第五律师事务所就是特邀律师事务所。上述专职、兼职、特邀律师事务所均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审核后批准设立,并由司法行政机关对他们进行业务指导。

  部属律所也成立于这一时期。最早的部属所是贸促会的法律顾问处(后更名为环球律师事务所),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中信法律顾问处(后更名为中信律师事务所)。之后司法部成立了中国法律事务公司(后更名为中国法律事务中心)、中国侨联报批了中国华联经济律师事务所、外经贸部报批了长城律师事务所,我记得最初的部属所是这5个。康达律师事务所先挂靠在康华公司,后来公司没有了,康达律师事务所归到了司法部,挂靠在中国法学会的天平律师事务所也是后来归入司法部。这些律师事务所实行双重管理,他们的资格、业务都归司法部审批、管理,但是经费、人员由他们所在单位主管。

  那些年,设立法律顾问处的范围是逐步放宽的,由市、自治区扩大到市辖区、县。根据《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地、市司法局可以设立归其直接领导的法律顾问处,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可以设立专门办理经济业务的法律顾问处,还可以为了适应对外法律的需求,设立涉外的法律顾问处。当时,在许多地方律师执业机构尚为法律顾问处时,有些地方成立了对外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涉外业务,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海事律师事务所、专利律师事务所。

  多种方式增设法律服务机构,快速地壮大了我国律师队伍。截止到1988年底,我国设立法律顾问处或律师事务所共3300多家,其中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事务所200多家;专职律师有2万多名,兼职律师1万多名,共3万多名律师,其中涉外律师大概有1000多名。

  合作制经济曾经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当时无论是法律顾问处,还是已更名的律师事务所都是由国家出资建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建设快速发展,国办所以及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律师显然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邹瑜部长提出我们要创办集体所有制律师事务所。在此背景下,1988年开始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这种集体所有制律所的建设,让人颇费脑筋,因它既非国家所有,也非私人性质,如何定位很困难。后来我和张纪军起草了关于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改革的文件,1988年6月司法部下发《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合作制律师事务所逐步发展起来。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较过去的国办所有其优越性,那些年作为新生事务充满活力有很大发展,但也有其局限性,最后,被合伙所的机构形式所更替。

  当初由国家出资核定编制设立律师机构,以及通过合作制多种形式设立律师机构,今天看来不合时宜。但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一时代的产物,它对于法治初兴那个时期凝聚法律人才、扩大律师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较快地推动了律师行业建设,满足了社会对法律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走进港澳——从委托公证人到港澳法律服务公司成立

  
  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经济民事法律事务越来越多。为了解决香港居民回内地处理经济民事法律事务,司法部从1981年开始委托香港部分资深律师,为香港居民回内地出具所需证明,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委托香港律师”的做法。后随着委托律师需求的增长,我们又参照香港国际公证人的做法,由原先的“委托香港律师”,改为“委托香港公证人”,逐步形成了“委托香港公证人”制度,并由我起草了“委托香港公证人”的管理办法,以部令形式下发执行。这是基于香港属于英美法系,没有专门公证人,香港发往海牙公约成员国所需的证明,是由香港律师中具有国际公证人身份的律师出具的,香港律师要取得国际公证人身份,需具有资深律师经历,经香港按察司审核后报英国伦敦,由红衣大主教批准。借鉴这种做法,司法部从香港资深律师中委托公证人,并制定了《委托香港公证人管理办法》。

  后来我们酝酿在香港设立法律服务机构,这样可以更直接、更专业地服务香港和内地居民。当时司法部苦于没有足够的经费,于是邹部长和贸促会会长贾石达成协议,共同开办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下简称“香港公司”),司法部占60%的股份,贸促会占40%的股份。

  香港公司成立后,我们在澳门也成立了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下简称“澳门公司”)。1990年,我们到澳门考察,当时新华社澳门分社就提出来,要求我们在那里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涉两地业务。回来后我们写报告,在等待批复的过程中,澳门分社下属的法律服务部把这块业务做起来了,等司法部创办的公司成立时,在业务上已经不占优势。当时肖扬部长说,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我们设立的是一个窗口、一个桥梁,主要起着纽带作用。当时澳门公司的业务较难开展,但我们秉承窗口原则,一直坚持下来。

  香港和澳门两公司在业务上也有所区别。澳门公司除了做律师业务,也做公证业务,即直接办理公证业务,出具公证书。香港公司不做公证,主要做加章转递业务。所谓加章转递,是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出具证明后香港公司加盖转递章,内地机关单位只认可加盖转递章文件的法律效力。现在澳门公司也办理加章转递业务。澳门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有专门的公证人员,他们出具发往内地的证明,由于一国两制,也要求加章转递。

  加章转递业务是我们努力争取来的。那时香港尚未回归,还属于英国管理,外交部不同意做加章转递业务,认为这具有认证性质,怕引起英国人敏感。后来,我们设立了一个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即我们在深圳做这块业务,公章是“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加章转递”。业务开展起来了,可是香港居民很不方便,需到深圳加章转递。慢慢地,为了方便香港居民,我们将此项业务搬到香港操作,但公章还是深圳办事处加章转递,只不过在香港操作。

  加章转递业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在香港未回归之前,委托公证人数量越来越多,内地机关不可能查明每一份证明的真实性,一旦两地出现民事纠纷,又无法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合法权益,而加章转递则可以避免很多纠纷,方便两地居民。

  香港和澳门公司的领导都由司法部派人担任。一般而言,经过改革,原行政机关下的公司都脱离了行政机关,惟独这两个公司还属于司法部主管。

  在时光的脚步中,那些年创设出来的律师制度一次次接受着实践的考验,有些制度乘风破浪奠定行业发展基石后退出历史舞台,终成记忆;有些制度依然方兴未艾,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行业进步的动力,在目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正是年轻一代承继开拓者们的奋斗精神,可以大胆创新、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中国律师事业的更大发展,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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